五月里，内阁大学士李东阳去山东祀孔回京之后，上奏了一份沿途见闻和感悟的折子。那折子上写的内容让朱佑樘极为恼火。
李东阳折子上写着什么：天津大旱，夏麦枯死。秋田未种，客船稀少，纤夫身无完衣，百姓面有菜色，极目四望，令人寒心。临清、安平等处盗贼纵横，夺人劫财者处处都是。
又说什么，听人传闻青州盗匪劫夺更甚，贼盗百十成群，白昼公然出行，横行无忌，官府捕之不尽云云。
折子上还说，从江南来的人口中听说，南边的淮扬诸府，或掘食死人，或贱卖亲人，流移抢掠，各自逃生。
说什么‘东南为国家财赋所出之地，一年饥荒，竟已至此程度。而北方素贫，没有储蓄，若今年再次歉收，恐无救处之法。国家承平富庶已有一百余年，一时之荒，已不堪处，若有不测，又将何以处之？言及于斯，不免痛哭失声。’
朱佑樘看到折子上的这些话，心里很是恼怒。作为大明朝的皇帝，即位十七年来，自己可谓兢兢业业勤勉为政。大明朝的天下虽不敢说海清河晏，但起码也是中兴之世。结果，在李东阳的描述里，这哪里还是什么中兴之世，这简直是一个盗贼丛生，民不聊生的乱世。
李东阳凭借道听途说之言便信以为真，说出这么多耸人听闻的话来，着实让朱佑樘难以接受。
然而，这还不是让朱佑樘最为恼火的地方。最恼火的是，李东阳在折子后面说的那些话。
“粮草税课，岁有常额，而冗食太多，国用无经，差役频繁，科派重叠，年无虚月。内府钱粮，索用无度，京城修造，前后无停之日，做工军士，累力赔钱，每遇班操，宁死不赴。势家巨室，田连州县，征科过度，请乞无厌。亲王之国，供亿之费，每至二三十万，修斋挂袍，开山取矿，作无益以害有益。贪官酷吏，肆虐为奸，民国困穷，嗟怨不已。另有游闲之徒，号称皇亲，附搭盐船，于各处起盖店房，网罗商税。织造内官，纵使群小，拷打闸河官吏，赶捉买卖居民，如此之类，不胜枚举。今日生民贫困之深，国用匮乏已极，唯有节用度，广储蓄，节一分则有一分之益，积一分则有一分之利。伏望立行，以解